仇童伟表示,流转价格持续上涨意味着市场机制在农地配置中的作用越发明显。作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,农地的优化配置不仅是应对细碎化、分散化经营的有效途径,也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、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方式。然而,过高的土地流转租金不仅压缩了粮食生产经营者的利润空间,还增加了农业经营者“弃田毁约”的风险,影响了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与粮食安全。当前,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提高,尤其考虑到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增长乏力,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背离日趋严重。流转价格持续上涨,可能导致农地承租户因为利润空间被压缩难以继续经营,农地承包户重回农业生产需要承担较高的沉没成本投入和机会成本,从而可能诱发承包地无人耕作的情况。
确保谷物基本自给、口粮绝对安全,必须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。仇童伟认为,为防止流转价格不合理上涨,维系经营者种粮积极性,保障国家粮食安全,可以从如下方面加强政策调节。
加快建立流转价格指导方案和“熔断机制”,规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。一方面,需要加快修订《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》,明确流转价格形成机制,制定优化农地流转市场有序运行指导办法,构建“政府—市场—社会”多主体参与的行动方案,切实保障农业要素市场健康发展。另一方面,市县政府应该积极尝试,大胆创新,出台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流转交易规范,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。同时,可参照江苏射阳等地建立流转价格“熔断机制”。具体而言,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农业生产盈亏平衡点、预期利润率、本地土地流转价格指数,确定价格区间。在最高限价内,出价最高者中标,达到最高限价,即启动熔断机制。
提高农业补贴的精准性与引导性,着力降低粮食生产劣势。目前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虽然规定了各类补贴的发放对象,但是像用于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资金其最终会反映到流转价格之中。另外,农村种粮补贴政策要求直接补贴实际经营者,但实际中往往是承包户获得了该项补贴。换言之,当前的农业补贴政策落实的精准性和引导性相对不足,从而降低了引导农业经营者种粮的作用。一种可行的方案是,将种粮相关的补贴转换为对生产资料的补贴,将奖励性资金转换为事后补贴,避免粮食生产者事前直接奖励诱发的流转价格上涨。同时,发挥地区在信息识别上的比较优势,切实提高补贴方案的适宜性与精准性。
加快建设政府主导型和战略后备型农业经营体系,着力培育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国家队。当前,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中农业经营性收入比例已不足30%,小农户退出农业生产的趋势越发明显。加之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“非粮化”种植倾向及粮食价格低迷,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缺乏后劲。在此情形下,须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型和战略后备型农业经营体系,通过多种方式,强化农业经营的国家战略导向。
